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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9章 君子不陷 仁与智的辩证（第4页）

唐代的狄仁杰，在来俊臣诬陷下入狱，面对

“认罪可免死”

的诱惑，他假意认罪却暗中写下冤状，藏于绵衣中，让儿子狄光远呈给武则天，“则天览之恻然，乃召见仁杰，谓曰‘卿承反何也？’对曰‘向若不承反，已死于鞭笞矣’”，最终平反昭雪。这种

“逝”

入险境却留有后手的智慧，打破了

“要么赴死要么屈节”

的二元对立，展现了儒家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的灵活性。狄仁杰后来复任宰相，推动武则天还政李唐，他对武则天说

“文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镝，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天意乎！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可见

“可逝也”

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更大的仁道。

宋代的包拯，在弹劾权贵时展现

“可逝”

的勇气。他弹劾张尧佐（宋仁宗宠妃张氏之叔）任三司使，认为其

“凡庸之人，只因宠私，骤居要职”，连续三次上书，甚至在朝堂上与仁宗争执，“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最终迫使张尧佐辞职。包拯的

“逝”，不是匹夫之勇，而是基于对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的坚守，他知开封府时

“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却也制定

“包待制知开封府，人莫敢犯，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的制度，以智慧保障担当的成效。

这些历史案例表明，“可逝也”

的

“逝”，是基于道义的主动选择：它不是盲目的冒险，而是对

“仁”

的践行；不是无谓的牺牲，而是对责任的担当。正如孔子所言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里的

“杀身成仁”，是在绝境中对仁的坚守，而非主动跳入

“井中”

的愚行。

三、不可陷也：智者的明辨之慧

“不可陷也”，是孔子对仁的重要限定

——

真正的仁者，懂得保护自己以持续践行仁道，而非陷入无法自拔的绝境。战国时期的孟子，曾对齐宣王说

“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强调仁需要智慧的引导，否则便会

“陷溺其心”。“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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