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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庆镛说贼记（第3页）

陈庆镛与二位山大王就坐之后，边聊边饮。这一会儿的局势扭转，简直是太快了，一点也不给陈庆镛半点准备。不过，陈庆镛也算经风历雨之人，又是一个直士，很快，他就和二位头领聊得水深火热了。

5。

陈庆镛看得出，这二位好汉并非一般草寇，而是深明民族大义的义士，估计是因环境所迫，才揭竿而起的。自然，他们效仿梁山好汉，这其间也有大王、军师，也有一百单八将。陈庆镛最想说的是，期望他们早日归顺朝廷，为国家效力。

而二位好汉却说：“我们只效仿宋公明‘替天行道’，绝不效仿他归顺朝廷！陈先生不是不知，当今清廷，屈服于洋夷而置民众于水火，这样的朝廷已是朽木了，还投诚它何用？不如找个贤主，取而代之，方能制服洋夷，解救民众于水火！”

陈庆镛一听，慌忙摆手说道：“二位言过也，二位言过也！当今圣上虽然年迈，却也是兼听的名君，虽然某些政见常有不同，却非两位所说的昏聩之君。得失只是个人间的小事，若与整个国家相比，那可就是大事了，我等怎么可以因小失大呢？”

却听那军师又说：“先生也是一位直臣廉士，若按先生所说，当今皇上是圣明的，你却为何又会落到此等地步？不是我等直言，倒请先生三思了！”

那大王直爽，更是不禁脱口说道：“先生，不如与我们一同落草，我这大王之位让给先生坐上一坐，咱们一起杀贪官，杀洋鬼子，替天行道！”

“不可不可！”这话陈庆镛自然听不下去，他好歹也算一代大儒，只有他教导别人忠君之份，哪有别人教他落草之事？只听他又说道：“自古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这话二位可有听说过？”但见二位山大王点头，陈庆镛又继续说道：“身为大清子民，我等只有尽忠朝廷，尽忠皇上，才能团结民众，国富民强。有道是‘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别说这一点小委曲，就算这一百多斤扔了，也是生为大清人，死为大清鬼，哪还敢作乱犯上？此等话二位切莫说了，老夫想都不敢想的！”

看看矛盾出来，倒是军师聪明，知道大王把话说得唐突了。他把话锋一转，又问起了陈庆镛，说道：“在下不才，有一事烦请先生示教：当今天下的态势如何？四方洋夷作乱何时可休，如何抑之呢？”

说起这些，陈庆镛的话可就多了。他说：“我怏怏华厦，洋夷犯边，群贼四起，大清朝廷若不改革政治，是以危及也！”

他呷了一口酒，话就止不住了，开始大谈他的政治主张。那过往之事，更是如数家珍地抛出来，使得二位草莽放下酒杯，用眼睛盯着他，似乎要一口气听完！

只说道光十六年四月，陈庆镛和黄爵滋等42名地位不高的南方籍京官，在北京的陶然亭举行了一次“春禊”原先这“春禊”也只是一般的文人集会而已，其性质就和“诗友会”“文友会”差不多，从来不与政治关联。

但此次集会，他们竟然提出了有关禁烟抗英及改革吏治的政治主张，一次文人聚会，集成了一起政治活动，是令谁都意想不到的。然而，尽管他们高亢激昂，提出的政治主张也合乎于实际，但却因官位低微，末被当局采纳而搁浅。但是，这次“春禊”却体现了陈庆镛等人忧国忧民之心和卓有远见的政治思想！

陈庆镛历来主张“以夷制夷”就是利用洋人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及洋人与洋人之间的矛盾，对其侵略战争进行分化与瓦解。取之长，击之短，以达强化自我之目的。

鸦片战争爆发后，由于清政府软弱无能，很快就以失败告终，琦善等人在南京与英帝国签订了第一个中国历史上不平等的条约——南京条约。是时，陈庆镛已官至御史，他愤而上书认真训练水师策和海疆防堵疏等奏章，但均被清朝政府束之高阁。虽然此事给陈庆镛的打击极大，但并未动摇他忠君爱国的思想。

当然，在二位草莽眼里，陈庆镛的想法，并不是不可行的。但他的政见，在儒家忠君思想的笼罩下，在当时社会制度的局限下，都是软弱无力的。陈庆镛一时并未看清整个世界的局势和清廷的现状，想通过几折奏章或一纸书文来改变这个世界，似乎很是牵强。然而，这种思想在晚清，却是大有市场的。附和跟风者有之，期望实现者有之，而想利用这种观点平步青云者，亦有之。

这其中，包括林则徐晚期的政治思想，也是落入俗套。更多的是天真浪漫和明哲保身的政治手段，真正能派上用场的不多。甚至于康有为的变法，也是换汤不换药。

很多时人在当年传统思想的束缚下，并不知道晚清和中国的命运。除了彻底改变，除了不断抗争——甚至是以卵击石的抗争，以唤起民众，光靠几个主张，几本奏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在冷热兵器交换的时代，落后者除了前赴后继，除了以血肉之躯唤醒麻醉民众的思想，从而奋发图强之外——只剩下彻底的死亡和苟且偷生的结局。

所以，草莽或许没有多少文化，但他们却有一种直觉。他们可能非常佩服陈庆镛的胆识和学问，却无法理解和认同他的救世观点！

但二位草莽还是频频向陈庆镛举杯，不时地赞誉他那顺手掂来、出口成章的口才和满腹经纶、博古通今的文采。是的，陈庆镛可不是一般的文人，就连当今皇上，也让他奏得“收回成命”更何况那两个草莽之士？一席话间，真是让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只有点头额首之份，哪有插话或与之讨伐的本事？

6。

酒话间，那军师又问起当年是如何直谏道光皇帝的，又是如何让他“收回成命”的！说起这事，陈庆镛更是口若悬河，眉色飞舞！

原来，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激起国人的义愤，琦善等人被拘，余步云伏斩。

然道光二十三年，皇帝又想重新起用曾被革职的琦善、奕山、奕经、牛鉴、文蔚等卖国贼，陈庆镛在无人敢言的情况下，毅然愤书申明刑赏疏，使得道光皇帝不得不放下皇族尊严，谕曰：“朕无知人之明，以致琦善、奕经、文蔚诸人丧师失律，惟有反躬自责，不欲诿罪臣工。今该御史请收回成命，朕非文过饰非之君，岂肯回护？”终于革了琦善等人的官职，令其闭门思过。

陈庆镛说到此处，三人都有大快人心之悦，更是惹来二位草莽又是一番敬酒。三杯下肚之后，大家似乎都有些微醉了。不难想象，对于两个不见经传的草莽来说，陈庆镛的大胆豪情及不顾个人安危的爱国爱民之情，确实让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自古以来，武夫不惜性命，保家卫国，堪称“忠勇”也；而文臣在朝，亦可不顾身家性命，敢于纳言直谏，那也是一场不愧于武夫的战场，一条政见若是说对了，换来的则是不流血和少流血的胜利，其可谓比战场争战，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二人边听边点头晃脑，不断举杯向陈庆镛表示敬意，三人越喝越沉，越醉时言语越多。但是，在他们三人之间，可能谁也不曾想到，这南京条约是谁授意签订的？琦善有那么大的胆量和权力吗？道光皇帝又为何在短短三个月之后，又要起用琦善等人呢？其意图不言而喻！而道光皇帝为何才起重新任用之念头，又因陈庆镛的一纸奏折而“收回成命”呢？看来，这事并不像史书上记载的那么简单！

说来说去，这道光皇帝并不是一个庸人，而是一个老谋深算、满脑子政治手腕之人，他只是唱了一出戏，给天下的老百姓看看而已！至于陈庆镛，琦善、奕山、奕经、牛鉴、文蔚等人，都只是这出戏中，一粒听任摆布的棋子！清廷如此，岂能不败？

但此时的陈庆镛，却乐意接受这份荣耀，也乐意接受二位草莽的崇敬。他一边喝酒，一边讲着他的故事，虽然有些醉意，却无半点骄矜，反倒是心中的义愤不断升级，到头来，他对皇上和朝廷，依然不存在半句怨言，更别说是有些许触犯。

三人继续喝酒，至醉时，已然忘记斯文。草莽本来就是草莽，文人最终也成草莽。陈庆镛一边喝酒，一边一字不差地背起了申明刑赏疏：

“行政之要，莫大于刑赏。刑赏之权，操之于君，喻之于民，所以示天下之大公也。大学论平天下之道，在于絜矩。矩者何，民之好恶是已。

海疆多事以来，自总督、将军以至州县丞倅，禽骇兽奔。皇上赫然震怒，失律之罪，法有莫逭。于是辱国之将军奕山、奕经，参赞文蔚，总督牛鉴，提督余步云，先后就逮，步云伏法。血气之伦，罔不拊手称快，谓国法前虽未伸于琦善，今犹伸于余步云。乃未几起琦善为叶尔羌帮办大臣。邸报既传，人情震骇，犹解之曰：‘古圣王之待罪人，有投四裔以御魑魅者。’皇上之于琦善，殆其类是，而今且以三品顶戴用为热河都统矣，且用奕经为叶尔羌帮办大臣，文蔚为古城领队大臣矣。

琦善于战事方始，首先示弱，以惰军心，海内糜烂，至于此极。既罢斥终身不齿，犹恐不足餍民心而作士气。奕经之罪，虽较琦善稍减，文蔚之罪，较奕经又减。然皇上命将出师，若何慎重。奕经顿兵半载，曾未身历行间，骋其虑骄之气，自诡一鼓而复三城；卒之机事不密，贻笑敌人，覆军杀将，一败不支。此不待别科骚扰供亿、招权纳贿之罪，而已不可胜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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