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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二章 鸣琴计划92（第2页）

川岛芳子受宠若惊道：“将军过奖了，小女子惟将军马首为瞻。”

岗村宁次授意土肥原贤二和川岛芳子利用道德会在满州实行王道主义，学校课程用四书孝经讲授，以崇礼教，凡有关党义教科书一律废止，主张日满同源，日语为其国语，“天照大神”为其建国之神，美其名曰“鸣琴而治”。

土肥原贤二由此制定了庞大的“鸣琴计划”，准备充分利用日本基于侵略中国的需要早就选中的一伙北洋军阀和政客，这个策略虽然很卑鄙，但是却非常行之有效，日本人只需要在物质上做出一点点的牺牲，就可以让一大批汉奸为他们卖命，努力打倒和摧毁抗日容共政权，特别是要拉扰反蒋反G分子，以激起他们之间的内讧，从而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

1928年6月张作霖退出北京，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结束，一些军阀在老蒋的分化收买下，归顺了南京当局，尽管后来大多被老蒋各个击破，削去兵权，但终究能够苟安一时，高官仍作，地皮仍削；别一些人欲东山再起，只有依附列强势力，甘作其侵略奴化祖国的工具了。

日本人岂会忽视后者的存在，日军情报工作十分重视挖掘各地各方面“实力人物”的情况，如日本驻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曾收集整理内蒙方面“实力人物”近40名的详细材料，编成清册，根据实际需要，针对“实力人物”的具体情况，施加利诱与威逼。

二十年代日本人也在天津下血本布局若干特务机关，什么和知公馆、三野公馆、青木公馆、茂川公馆等，大多以北洋旧军政要人为其工作对象，专事笼络日军情报工作十分重视挖掘各地各方面“实力人物”的情况。

因当时有“京城是前台，天津是后台”一说，是讲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派系争权夺利，穷兵黩武，今天你登场我下台，明天我掌权你滚蛋，群魔乱舞，丑态毕现，不少军阀、政客下野后即遁迹于天津作“寓公”，第一是因天津有列强租界，可以托庇于外国势力，构筑自己的安乐窝；第二是因为天津和京城相距不远，便于窥测方向，图东山再起。

这些曾经耀武扬威的纠纠武夫，膜拜赵公**不输常人，不少人在台上就亦官亦商，一身二任，以权牟利，广置田产、办盐务、经营当铺，投资银行、工矿、工商，贪婪聚敛，不厌其多，在天津经济界呼风唤雨。

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吉林督军鲍贵卿、福建军务帮办王永泉在天津都拥有为数可观的房地产，设有房产公司或经租处专营其事。

李纯的经租处每月所收租金与利息就高达四万大洋，计合黄金二千两，因当时金价不过每两二十大洋上下。

众多下野北洋政府要员和失意政客麇集津门，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风气上对这座工商业城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无时无刻不想将这些人转为已用，拉拢收买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佛教也成了日本人笼络北洋军政要人的一条渠道。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似乎成了昔日杀人如麻的军阀们一剂精神解脱良药，这些混世魔王摇身一变成了佛家善士。津门本非佛门胜地，又无高僧常留，却由于一时间涌来这么一批“皈依三宝弟子”，阿弥陀佛响彻一时。

曾经狂热迷信“武力统一”的段祺瑞，下台后也笃信佛陀，在段公馆专设佛堂，以礼佛居士自居，广交僧俗弟子，他的皖系部属也纷纷追随其后。

日本真言宗高野山金刚寺受日军方指使，在津设立了一个“中日密教研究会”，参加者中日人士参半，日人中最活跃的是驻屯军高级参谋石井嘉穗、日本居留民团团长臼井忠三，都是重权在握的人物。

天津日租界还设有“三同会”，系三个亲日团体即日本士官学校同窗会、留日学生生同学会和中日同道会结合组成，几乎将所有亲日的留日分子都网罗进去了，而这个“三同会”的后台，则是日本驻屯军**。

岗村宁次说：“随着帝国大陆政策的深度发展，帝国与欧美国家的关系，就算不是离婚，至少也是分居，争吵可能少不了。”

川岛芳子说：“帝国的想法让中国人提出来并愿追随，欧美就可以闭嘴。”

土肥原贤二说：“我想这就是将军提出‘鸣琴计划’的初衷吧。”

岗村宁次的笑透过眼镜片，狰狞而狡黠，他说：“鸣琴计划的关键是‘银弹’和‘肉蛋’，土肥原君，拜托你的太阳岛女谍学校加紧训练一批优秀‘肉蛋’，尽快投放出去，力争为帝国收奇功。譬如芳子小姐，就可抵一个精锐的装甲师团。”

土肥原贤二“嗨”了一声，和川岛芳子相视而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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