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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第1页）

不料她却毫无戚容，神色恬然，反倒安慰丈夫和婆婆说：“妾妃生产此子时，就常常怕他难养活而夭折，给太后和皇上带来忧虑。如今他果然短命而去，幸而太后皇上自重，没有因过于哀痛而伤圣体、妨政事，妾妃很觉自慰，岂能为此一块肉而劳太后和皇上长久挂怀呢？”

董鄂妃当然不可能对自己惟一的儿子之死毫不痛苦，她和所有失去亲骨肉的母亲一样，心疼得几乎活不下去了。但是，她必须在全身披上坚厚的、无形的盔甲，既不让内心的悲痛透出去，也不让外来的同情、哀伤和幸灾乐祸透进来，这样才能有效地帮助福临、保护她自己。为此，她要忍受多少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煎熬！

此后，她继续超负荷地运转着，处处表现得深明大义、仁爱宽厚。

虽然在三月二十五日，正式恢复了皇后特权，命中宫进笺照旧封进，皇后却经不住这次波折而大病一场。董鄂妃自己大病初愈，又亲身去看护扶持皇后，皇后宫中的侍女太监们还能轮流休息，董鄂妃竟五昼夜目不交睫，皇后的医药饮食衣物洗涤等等大小琐事，她都亲自调理安排，还诵读书史、陪伴聊天闲谈为皇后解闷。皇后病愈之后，对董鄂妃的猜嫌自然冰释，也使许多人对董鄂妃赞叹起来。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春天，住在永寿宫的废后静妃得病，董鄂妃又亲自前往扶持看护，三天三夜不离病榻，像对待皇后一样尽心尽力，并不歧视，再三劝慰，反复开导，替静妃分忧解愁。

董鄂妃以自己的智慧才能，尤其是以自己的劳瘁，努力去赢得后宫上上下下所有人的心。她成功了，但成功得很有限，代价却非常之高。她也是血肉之躯，并非铁打钢铸，又病痛缠身，怎能经受长时期的精神压力和体力上的超负荷操劳？她简直是在戗害自己的健康，损耗自己的生命！她为的是什么？

若说她是为了邀买人心，她却并不想夺嫡当皇后；若说她是为了得上赏以聚财富，她却把皇太后皇帝所赏赐的衣物钱财推施群下一无所惜，封皇贵妃数年竟无积蓄。

但凡出于私心，必定最爱惜自己，决不肯为他人牺牲自己的利益，更不要说牺牲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了。董鄂妃所做的一切，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对福临的真切的爱！她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了后宫的平安宁静。在福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愿望中，齐家，是董鄂妃帮助他实现的。

贤哉董鄂妃！这真是一个集封建社会妇德于一身的东方女性的典型，她的情爱与贤惠已融合一体、难解难分了。

这一场废后危机终于结束了。早殇的不到一岁的皇四子被封为荣亲王，并按亲王制度规格修建了陵园。墓前立了一块御制碑，上面刻写着悲痛的父亲顺治皇帝亲撰亲题的“皇清和硕荣亲王圹志”，其中不但称皇四子为“朕第一子也”，完全否认了当时养育宫中的皇二子福全、皇三子玄烨（即后来的康熙皇帝），还有一段特别伤感的文字：

呜呼！朕乘乾御物，敕天之命，朝夕祗惧，思祖宗之付托，翼胤嗣之发祥。惟尔诞育，克应休祯；方思成立有期，讵意厥龄不永！……

有目共睹，福临对皇四子的异乎寻常的恩宠和立其为太子的意图，正表达了他对皇四子生母董鄂妃的深切的爱。

应该说，在爱情上，福临是帝王中的幸运儿。他全心全意所爱的人，也全心全意地爱着他。在这三年里，他行船在人性、个性和爱情追求的顺水中。

但是，这专注的真诚的爱，是违反当时的宫规、祖制和世情的，被称之为“宠侧妃”而当做皇帝的失德。

这就是说，不仅在政治上，就是在生活中，福临也处在顺水逆风的境地。

荣亲王之死，是逆风加强的信号，也将揭开不幸的序幕。

己亥之秋（1）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岁在己亥，对福临来说，应是很美好的一年，因为，自他亲政以来推行新政的各项建革，都已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

由于政策对头，保证了基本安定平稳的社会环境，惩贪、垦荒、轻徭薄赋等项措施，逐渐恢复了社会生产力，全国人丁户口由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的1000万增加到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的1900万；田地山荡也由290万顷增加到514万顷，差不多都增长了一倍。国库充实、物价稳定，许多地方都出现一派丰昌景象。

随着内阁、翰林院、宗人府等政府机构的相继建立和充实，随着各种官制、法律、条令的颁布实施，整个国家机构基本得到完善，巨大的统治机器运转正常，效率也在不断提高。

由于福临推崇儒家学说、提倡文教治天下，全盘继承汉民族的精神文化，一方面，使明朝的降官和士子们可以在儒家忠君的旗帜下，卸却民族大义的道德负担，心安理得地效命于新朝；另一方面，国力的增强、严厉处置丁酉科场案，也大大地消解了汉族士人对异族统治者的敌意，一些闭门不出或隐匿山林的高人名士，此时纷纷重登仕途、再进科场，出现了“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齐夷下首阳”的奇观。

最硕大的果实，是完成了统一大业。这个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再传到福临的三代人的心愿，终于在福临手中实现了！

自从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福临授命洪承畴经略南方，解决南明永历朝廷以来，整整四年多，洪承畴基本上是围而不攻。朝中亲贵大臣对此猜忌百出，不是攻击洪承畴老师糜饷，不堪重用，就是猜度他念明朝旧情，不肯进军，甚至刻毒地密奏他私通南明，纷纷要求将洪承畴革职罢免。

老于宦海行舟的洪承畴为此也是自危不安，多次上奏自陈：“年已六十有四，须发全白，牙齿已空；右目内障，久不能视，只一左目昼夜兼用，精血已枯”，而且任职三载有余，“一筹莫展，寸土未恢；大兵久露于外，休息无期；民人供亿于内，疲困莫支”等等，请求皇上予以罢斥处分。

福临却力排众议，始终重用洪承畴。在朝廷上下非议洪承畴最起劲的时候，福临却说：“大学士洪承畴受命经略已经三年，所统各官眠霜冒雨，不得休息，理应颁赏加奖。”拨发了大量甲胄、鞍马、弓矢、衣服等物品颁赐给洪承畴及所属提督以下、千总把总以上官员。当洪承畴迫于朝中攻讦的压力，自陈老病无功，请求罢免的时候，福临不但不准，而且明谕留任，还给洪承畴加太傅，兼太子太师等朝廷的最高荣誉头衔。

在顺治帝始终如一的大力支持下，洪承畴得以实现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军事策略和“遍晓皇仁，广行招抚”的政治手段，促使南明永历朝廷内部发生变化，不战自乱。

洪承畴的软硬兼施、大力诱降击中了南明永历朝的要害。从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起，其文官武将陆续降清，越来越多，南方局势也逐渐向有利于清朝的方向发展。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南明内部公开分裂，号称秦王的南明主要军事领袖孙可望，在十一月二十八日赴长沙，抵湘乡，投降了洪承畴，这样，清王朝进取云贵就有了最好的向导。

消息传到朝中，顺治帝大喜过望，立即在十二月初六日发下敕谕，特封孙可望为义王，并不失时机地马上在十五日部署进兵云贵。半个月后，即顺治十五年的正月初九日，福临命多罗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同多罗平郡王罗可铎、多罗贝勒尚善、杜兰等大将率领八旗大军远征，并命驻兵四川的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驻兵广西的赵布泰为征南将军、驻兵湖广的罗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分三路进取云贵。

到了顺治十五年，无论从军事力量还是从政治形势上看，南明永历朝已经远不是清王朝的对手了。清军进展十分顺利。在这一年的十月，安远靖寇大将军多尼就与洪承畴、吴三桂、赵布泰等会师于贵州的平越，跟着就进军云南。在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的正月初三日，也即受命出征的整整一年后，清军攻进云南昆明，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出奔缅甸。这个于公元1644年明朝灭亡以后坚持了十三年的小朝廷，在境外又延续了两年后，终于被赶下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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